因为这些居（村）民自治议事机构或组织形式基本上都由居（村）民自主选举、自由协商、自主决定，真正起到了基层自治作用，从而弥补了居（村）委会在社会转型期某些方面的不足，也符合我国基层自治的立法精神及其社会发展趋势。

[8]这种 半官方组织体系集中体现了官府引导与基层社群自我调整有机统一。这样做的理由主要在于：在社会转型期，在加强党建以此组织和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城乡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村空心化甚至凋敝的特定时期，势必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居（村）委会存在诸多关联，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就不能简单要求居（村）委会独立发展或简单视为基层自治组织，而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差异化考虑。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建立惩恶扬善长效机制，破解城乡社区治理难题等。对此，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把握： 1、在社会转型期，在加强党建以此组织和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的大背景下，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有其阶段性和特殊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31]鉴于历史惯性下的当下中国国情，缺乏足够权威的执政党及其政治精英推动的改革是非常危险的。三、我国当代基层社区治理的困惑与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基层治理逐渐回归自治本性。

参见侣传振：《村落仪式：基层社区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1期。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改革路径依赖和发展趋势。[2] 以上只是学术上的讨论，现实的状况更值得注意。

[29]如果把社会主义和社会权以及恩格斯的对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结合起来理解，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人的富足和自由，需要赋予一切人社会权。这种情况往往需要由公民在面临法律困境时提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公民审查建议权和有权机关要求审查权可以满足此项内容。大家庭、家族的互助制度使人们依赖小团体的力量而生存，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不利于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和需求相悖。这些法律和政策推动了各种社会权的实现，并且把社会福利保障提高到了新水平。

国内许多研究社会权的学者强调社会权宪法和法律层面的可诉性。[7]两者相加的话已经相当于我国2017年17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二到三倍，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风险警戒线，即债务是财政收入的100%。

南非采取典型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它在宪法中规定了诸如住房、医疗、食物、社会保险等一系列的社会权。如此，社会权便更容易无限扩张，必然会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甚至会挤压自由权的空间。[21] 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1982年我国《宪法》公布实施后，通过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社会权模式得到切实的实现。

[27]虽然两者条款大体相似，但权利的排列顺序却大不相同。宪法作为元规则的根本法，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因此需要建立符合本国非正式制度（文化、国情）的宪法社会福利保障模式。比如在劳动权方面，规定了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标准化的法律制度取代多样化的民间制度，正是此种制度造就了单向度的人。

为何德国放弃了《魏玛宪法》的做法呢？这在于德国人认识到自由权和社会权的不同。1954年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与1936年苏联宪法极为相似，从立法过程可以看出其大量借鉴了苏联宪法的条款。

下文有关宪法条文的引用如未注明，均引自该书。第三，政府的利益，包括其涉及的职能以及附加或替换程序的要求将导致的财政和行政负担。

有研究显示，从2004年起，我国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开始大幅上升，社会福利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2007年时超过6%，2011年超过8%，2015年超过9%，而2016年达到了9.57%。所谓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是指，将宪法中规定的社会权保障的方针条款，贯彻到私法领域当中去，也就是德国的宪法第三人效力学说的应用，使社会团体、企业等组织也负担起保护公民社会权的责任。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平等为诉求的农民起义比比皆是。社会权可以分为公法意义上的社会权和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其二，对没有被法律化或者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的社会权予以确认，要求行政、立法机关通过积极作为予以保障，这是积极保障或称扩展保障。权利的本质是利益的划分，争取权利的斗争就是争取利益的行为。

[41] 龚向和：《论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国际法与宪法视角透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3期。这种模式如果不转变，会大概率加速社会福利快速扩张的趋势。

[23]然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供给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一种被授予的优惠，并非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在孔允明案中，香港终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此条的社会福利非公民基本权利，福利权的达成本质上依赖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确定申请资格与福利水平，涉及稀缺社会资源的分配，法院应保持对立法与行政的尊重。

《魏玛宪法》则完成了社会福利由法律保障上升到宪法高度的过程，从此社会福利成为任何国家难以回避的责任。于是，另外一种追求平等的方式得以展开，这就是起义。

1954年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利、受教育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并规定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障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只有斗争才能取得。这实现了作为社会福利一部分的社会保障进入宪法。[12] 基于以上原因，社会福利逐步被人们认同并加以法律化。

宪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福利扩张的隐忧 2004年我国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3条），在我国《宪法》（总纲）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宪法》相比，《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则更复杂些。

社会权保障模式的缺陷是随着民众追求平等意识的成长、市场机制的扩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福利可能借助宪法无序、无限地扩张。[4] 参见关信平：《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总体福利水平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三、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模式与形成缘由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部宪法的规定以及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来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模式是社会权模式。无论从位置还是篇幅上看，社会权都是最为重要的权利。

[17] 对我国社会权范围较为权威的解释之一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财产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文化权利、环境权利。社会国原则作为一项国家原则，对立法机关而言，需要立法机关接纳这种理念，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转化为实体法。1982年我国《宪法》与1954年我国《宪法》相比，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两方面的变化。[43] [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首先，把社会福利的宪法规定视为一种宪法委托或者方针条款，抑或是客观价值秩序。从应然权利的法定化到法律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公民的斗争。

[3] 参见王维国、李秀军、李宏：《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9期。有的则无法获得法院救济，如我国《宪法》第26条有关环境保护规定推出的环境权。

正如霍尔姆斯和桑斯坦所言：来自税收的基本权利基金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权利是公共物品：是纳税人资助、政府管理的社会工作，计划促进集体和个人的福利。[2] 参见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